或分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国企，区别两者的工资和人事制度，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由市场聘用、与国家干部脱钩。
这也是抑制创业、企业和就业，扼制劳动者收入增长，增加行政和事业部门人员收入，导致分配不公的一个重要原因。结果，导致创造财富和分配财富的不公平。
目前，实际政府的全部收入已经达到GDP的35%左右，行政公务开支也在财政全部支出的35%左右。一是实施了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区的区域发展战略，布置了一批交通能源水利、生态环境治理和加工工业重大项目，给予了国债资金支持，特别是在东北地区首先进行了增值税转型改革，有力地支持了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发展。思想要从传统的思维定式中解放出来十二五期间要较好地解决分配不公问题，要富裕人民群众，重要的是要解放思想，即分析问题和思考办法要从传统的思维定式中解放出来。但是，需要看到的是，局面还没有得到改善，如不加以高度重视，可能还会恶化，以至影响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信心，甚至涉及到社会的安定和国家的安全。然而，问题形成的原因需要客观地看待，也不能因此而否定过去许多年我们在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方面所做的艰苦努力和取得的巨大成就。
5、国有企业运用的公共资源，除了全民的资产外，还有政府的特别许可、独占的资源、贷款的偏重，以及上世纪90年代不良资产核销和债转股等全社会代价等等，其利润应当交给全民使用。首先，要改革和调整税收和政府收入来源结构，在财政收入的来源结构中，逐步降低对创业、投资和企业的征税，加大对占有资源、财产食利、大排放企业的征税和对国有企业收缴红利。[10]张军教授评注：最近Gary Jefferson和我在做一文章，期间我们就什么是中国的问题讨论了很久。
其中一种情况是，建模高手是在经历了一个不断的搜索、试验、比较过程之后，才最终锁定现有文献中那个与自己的目标最接近的模型，然后加以必要的改造。依照这种观点，研究中国的问题就最多属于二流了。作为一名正忙于写博士论文的青年学子，笔者对这个充满争议的问题认识难免粗浅，而且也许是不具备发言资格的。痛定思痛，我觉得这种研究进路通常容易出现两个最重要的问题：一是研究的motivation不突出，容易给读者（审稿人）一种做习题的感觉，而没有足够信服地说服读者为什么这个研究是重要的，是值得花时间去认真地看，认真推导细节的。
意识到这个问题以后，我加强了对文章导言部分的投入，也意识到定量事实（quantitative motivating facts ）的力量。因为他们所指的特殊与否的对象是不同的。
以这个标准来判断，我注意到1994年后的林毅夫教授开始试图摆脱正统理论的约束，一直在寻找理论的突破。在如何看待研究中国问题的经济学这件事情上，我和很多中国经济学者和学子一样，都曾经有过迷茫，特别是在选择研究主题时，觉得就更有必要想清楚，所以正好借此机会系统整理一下自己的想法，并求教于各位方家。认为中国的经济现象没有任何特殊，其实就放弃了从中国的经济现象中去进一步了解发展和转型的尚未人知的深层次道理的机会。我认为华盛顿共识忽略的很重要一点就是政治可行性约束，特别是对于一个像前苏联这样的大国，怎么可以像对待小国那样，企图按照少数知识精英的设计（很大程度是制度的比较静态研究）一夜之间完全重塑甚至克隆整个政治和经济体制？怎么可以忽略地缘政治，忽略经济人的自利性反应，忽略过渡动态中的不确定性，忽略人们基于原有社会组织形式的社会共识和社会资本？凡此种种。
对中国问题的不同研究方法和成果也许可以做出优劣之分，但是对中国问题进行经济学研究本身绝不是二流学术。当然，有很多很多一流的研究也都是在现有模型的基础上推进的，特别是纯理论模型，当然也包括不少漂亮的宏观经济学模型。？[16]周林教授评论：I am suspicious of the term of \"Chinese economics.\"If one considers economics as a branch of social science that studiesthe issues of resource allocations（in dynamic or even historic context），it should apply to all countries.An geologist can be an expert onparticular geological formation in Guilin ，but is his finding contributionto \"Chinese geology ，\"or just geology ？He can be called a Chinesegeologist if he happens to be an ethnic Chinese ，but ithas nothing todo with the subject matter of his academic research.Youmay consider \"Chineseeconomics\"as \"the Chinese School of economics，\"just as \"the ChicagoSchool of economics\"or \"the Austrian School of economics ，\"which wouldbe legitimate.However，there are two reasons that such a term wouldbe inappropriate.First ，there are so many economists in China nowadayswith diverse expertises and interests ，there is not a uniform schoolto speak of.Second ，one may speak of a more specific group say \"theQinghua School of economics\"or \"the CCER School of economics ，\"yetwe have seen nothing so far that such a term is warranted.No place withinChina has really produced any original economic thought or doctrine thathas earned such a label.[17]魏尚进教授评注：Economists of Chinese extraction will eventuallyattain the same level of prestige and numbers in academia and 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s as their Indian counterpart.It is only a matter of time.[18]林毅夫教授评注：非常同意你的看法。当然还有很多经济学家，包括林毅夫老师，主张先在经济学逻辑上把传导机制想清楚，用文字语言就可以表述出来，然后再用数学语言加以正式的表达。
同时具备这些特征而又能表达新见解的任何经济学模型一定是可以发表在最顶尖杂志上的，因为其原创性。从经验上说，大多数经济成功的国家基本上应该遵循这样的战略，除非政府胡来或者受到某些条件的制约而不得不选择违反这个逻辑的其他战略。
由于这些东西才是英美体系之外的大多数经济所共同的，所以我认为，创造性贡献的机会会更多地与下面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从这些东西里面找到足以改变现有主流理论的假设而可以预见到这些现象发生的概率。由于对发展中的和转型的经济而言，比较优势战略是几乎唯一的选择，那么比较优势这个话题以及林老师对它的强调是否就意味着发展经济学的终结？我不这样认为。
但我想能捕捉到这种研究良机的相对而言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这种机制的结论与假设之间距离较短，所以相对更容易被前人发现并正式模型化过。？（b ）is a not a field by itself，but could be a part of any field，such as international economics，macroeconomics，or industrial organization.（a ）has been pursued as a field by many.As a matter of reality，（a ）as a field has far fewer career opportunitiesin academia than a regular field like macro or international.So I generallywould not advise a bright and aspiring student to make（a ）as a primaryfield.[6]林毅夫教授评注：芝大的老师不是要求在建模型之前必须先有Intuition吗？而Intuition 不就是结论和达到这个结论的传导机制吗？而且，任何复杂的模型解完以后，应该都是可以用简单的语言把其因果传导机制表述出来。他们与那些在国际主流学界拼搏的研究其它问题的华人经济学家一样，都应该受到我们的尊敬。[14]陆铭教授评注：关于中国的结构性问题，我们复旦的几个人一直认为有三个维度是最为重要的，一是经济分权加政治集权，二是城乡分割，三是关系型社会。另外究竟是什么内在机制导致同样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各级政府采取的政策与经济效率在改革开放以后会变得更加一致，而且政府始终保持着推动支持中国改革的角色？从这个角度上说，我想很少会有经济学家否认中国改革发展过程中的很多问题的确具有特殊性的一面，或者说还没有被主流学界完全理解清楚的一面[11].去年芝加哥D Gale Johnson年度讲座邀请了在世行工作多年的纽约大学发展经济学家Easterly做主讲。笔者非常感谢林毅夫教授、魏尚进教授、周林教授、张军教授、邹恒甫教授、谢丹阳教授、张俊富教授、韦森教授、陆铭教授、龚强教授、章奇、李志赟、刘臻的指点、评论、忠告、鼓励和帮助，的确让笔者受益匪浅。
理解包括中国在内不同体制国家的内生经济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我认为非常重要[14].当然，笼统说制度重要并不能带来任何新的经济学见解。这里面包括好几种不同的情况。
后来Lars Hansen教授对我说：Yong，你不要指望这里所有的老师都会喜欢你的文章，在这里历史上最好的学生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办不到这一点。但是这个挑战也是机遇，谁最先获得一个新的数据集，谁就占有了研究的先机。
通讯地址：1126East 59th Street ，Departmentof Economics，University of Chicago，Chicago，IL 60637.Email：wangyong@uchicago.edu ，电话：1-773-401-0382.个人主页：home.uchicago.edu/~wangyong 注释：[1]林毅夫教授评注：像交易费用为零，信息充分，信息对称那样在原来的新古典经济学中存在的暗含假设。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数据可得性问题对于中国研究的制约作用会越来越不重要。
[8]张军教授评注：受过良好经济学训练的中国学子是否真的具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呢？我认为不是大多数，而是极少数。[3]周林教授评注：I agree with you that one can be a first-rate economistwhether one studies pure theory ，or applied theory，or one studiesempirical issues.（By the way，there is a distinction between anacademianeconomist and a professional economist.This distinction is quite blurredamong general public，particularly in China.A person can be a good economistin one sense but not in the other sense.Or can be good in both.Or neither.Greenspan ，for example，is a pretty good p-economist ，but not muchof an a-economist.Bernanke ，on the otherhand ，has yet to prove thathe is a good p-economist.）Justin is a first-rate academian economist，which he demonstrates through his scholarly work.The fact that he wasappointed the chief economist of the World Bank is a consequence of it.[4]不过我同时也认为，基于纯粹逻辑演绎的理论进展，包括很多规范性（normative ）的研究，有时候虽然也许一时无法直接用数据检验，但是它本身也有可能会给我们直接带来很多重要的经济学洞见。但是，细细一想，以是否已经主流为标准来判断经济学研究的价值，这本身是站不住脚的。[5]魏尚进教授评注：There are two broad approaches to study issuesrelated to the Chinese economy：（a ）using economics as a scientific？toolto improve the understanding of ？phenomena observed in the Chineseeconomy。
对此观点，就我所知，经济学家们的意见分歧非常明显，覆盖了从全力赞同到全盘否定的整个光谱。从提供政策建议的角度而言，一切从经济现象本身出发而不是从现有理论出发，这种务实谨慎的非教条主义的态度对于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而言也许非常重要。
如果不能做到这点的，通常不是好文章。比如就宏观经济学而言，有时候我们根据对中国现实制度的观察，对某些主流模型的假设做出修改，熟悉中国情形的学者相对比较容易接受，但是要说服那些只熟悉发达国家情况的审稿人来说，会变得非常费劲，他们就是坚持认为这种偏移性的假设不合理，而且太ad hoc.从这一层意义上来讲，对于中国问题的实证研究，以数据说话，对于定性理论研究的国际化本身也有着很重要的辅助作用。
印度裔经济学家的研究整体水平远远高于中国，甚至已经有不少诺贝尔奖级的大师，其中有很多人也纷纷将从印度观察到的经济现象拿来研究，但是他们似乎都更加关注一个个具体问题本身，然后做出好的研究发表在顶尖杂志上，似乎也没有定出印度经济学的建立时刻表[17].当然，对中国和印度的经济现象的重要性或者特殊性作比较，这本身合适与否，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当下的中国似乎没有必要也没有实力举起中国经济学的学派大旗。我觉得，今天林老师重新强调比较优势战略（包括最近的马歇尔讲座）的意义是，在西方经济学家那里，这是隐含的前提条件，而对于走上别的发展道路或者对于转型的经济而言，这可能是成功的唯一选择。
他还认为，中国大陆1978年起的经济增长，与日本1950年，台湾1958年，韩国1962年起的经济加速相比，时序特征上没有什么不同。我相信，任何了解中国和经济学的人都不会否认这一点。芝大经济系的不同教授之间经常批评对方的研究，甚至非常尖刻，毫不留情。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的获得，需要真正懂得并又能同时摆脱主流经济学的理论约束。
在很多国际定量比较研究中，我们发现中国的数据点经常是一个outlier 而被研究者排除。有很多隐性假设的重要性和很多经济力量的传导机制就是在这个推理的过程中慢慢暴露出来的。
林老师一贯认为中国的发展转型过程是人类一次伟大的社会自然实验，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异常丰富和宝贵的素材，甚至可以提供改变、放松现有理论框架中基本暗含假设的机会[1].所以他非常鼓励我们这些经济中心的学生去研究与中国有关的问题。来源：《世界经济文汇》2008年第3期 进入 王勇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经济学 。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事实上，将经济学普遍原理应用到国别问题研究之中，或者是从一些国别现象中提炼出有趣的经济学创见加以一般化，或者是用国别的数据来验证已有理论，这些即使在目前最活跃的举世公认的大经济学家的研究中也屡见不鲜，像Acemoglu，Banerjee，Grief，Maskin ，Murphy ，Myerson，Shleifer，Townsend ，Zingales等等。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实践中有很多重要的经济现象未曾被现有理论预见过，甚至常常与现有主流理论预测相矛盾，而绝大多数训练有素的外国经济学家对于发生在中国的事又恰好不甚了解，没有清晰的直觉经验，所以受过良好经济学训练的中国学子具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8].那么中国发展经验的很多方面是否真的具有这种特殊性从而可以为我们的应用理论研究提供新的洞见[9]？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学中的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都已经给出了肯定的回答。